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 1978－ 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 10月 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 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 1978年 3月，我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 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 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 70分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 15名。原计划招 6人，后来增加到 8人（其中 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 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 4道题， 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查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 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的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 10月 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 29楼 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 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 19名，分属七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 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的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教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 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 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 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 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 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 30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 30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带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 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 1984年至 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 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1989年 5月先生七十五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老师。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严老师许多著作，特别是关于《创业史》人物典型性的争论，严老师的见解很独特，也更能体现批评的眼光，我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文章问题意识很强，很扎实，有穿透力，为人也很严谨认真，人们都说他是“严加严”。有一回我有论文要投稿，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我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他指出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快三十年了还历历在目。那时他正和唐弢先生合编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毕业前安排教学实习，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几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 2个学时，写了 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乐黛云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我们研究生班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在具体操持，我们和乐老师也最亲近。入学不久，乐老师就带着我们搜寻旧书刊，由她主编了一本《茅盾论现代作家作品》，是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乐老师五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居然达到能读能写的程度。她的治学思路非常活跃，当时研究尼采与现代文学关系，以及茅盾小说的原型批评，等等，原先都是给我们做过讲座的，真让我们大开眼界，领悟到研究的视野何等重要。后来乐老师又到美国访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但根据地还是现代文学，和我们的联系几十年没有断。我非常佩服乐老师，甚至一度还跟着她涉足过比较文学领域。记得北大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大概是 1980年吧，在西校门外文楼一层会议室，有 20多人参加，季羡林、杨周翰等老先生都是第一批会员，乐老师是发起人，她把张隆溪、张文定和我等一些年轻人也拉进去了。我还在乐黛云老师指导下，与张隆溪合作，编选出版过《比较文学论集》和《中西比较文学论集》，还尝试翻译过一些论文。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比较文学有关，跟乐老师的影响分不开。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太臭，难于适应这门“交通之学”，后来也就“洗手不干”了。之后也有过赴美留学的机会，我也放弃了，还是主要搞现代文学研究。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如法炮制。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 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堂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了“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厚度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可是碰到好书，就顾不得许多，哪怕节衣缩食也得弄到。 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 60元一套，等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真是嗜书如命。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我当过一两回看客，就再也没有去过。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我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自行车去观赏。电视不像如今普及，要看还得到老师家里（后来 29楼传达室也有了一台电视）。日本的《望乡》，记得我是到燕东园孙玉石老师家里看的。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一大群“老童生”那么灰头土脸卖力地鼓捣这种活动，又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是有趣的图景。
那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度”不低。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 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真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后来知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张筑生、哲学家陈来、比较文学家张隆溪、外国文学家盛宁、经济学家梁小民、李庆云、历史学家刘文立、评论家曾镇南、古文字学家李家浩、书法家曹宝麟、语言学家马庆株，等等，都是当时 29楼的居民，许多活动也一起参加。张筑生是北大授予学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还能想起他常来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紧靠 29楼东头，老钱、老吴、凌宇和张国风住 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特别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气，声响如雷，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 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校园“三窟”
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而是先后三个“定居”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 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 25楼的都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 25楼搬到教工宿舍。 1982年我住进 21楼 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 9座，每 3座成一品字型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三层，大约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 50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了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 12平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般都是碌架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 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 21楼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 19楼去解决。（ 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红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在 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 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 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是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 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 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5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三分之一在 19、 20或 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 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北京市委副书记），等等，当初都是 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 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 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 21楼住了 3年，到 1986年，搬到畅春园 51楼 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畅春园在北大西门对过，东是蔚秀园，西是承泽园，连片都是北大家属宿舍区。畅春园可是个有来历的地方。据说清代这里是皇家园林别墅，有诗称“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可见此地当时水系发达，秀润富贵。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见西洋传教士，听讲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知识。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门马路边遗存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也快要淹没在灯红酒绿与车水马龙之中了。 80年代初北大在畅春园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 90平米左右，三房一厅，当时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当资历的教授或者领导才能入住。为了满足部分年轻教工需要，在畅春园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楼，绿色铁皮外墙，五层， 100多间，每间 15平米，比 21楼要大一些。我决定搬去畅春园 51楼，不因为这里房子稍大，而是为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户口，不用再借用煤气本。
毕竟都是筒子楼，这里和 21楼没有多大差别，也是公共厕所，也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间厨房。房子还是很不够用，女儿要做作业，我就没有地方写字了。那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非常紧张，家里挤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内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 51楼东边新建了北大二附中，当时中学的操场还没有围墙，我常常一个人进去散步，一边构思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那时“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论作发表，我的学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几年打下的。 51楼的居民比 21楼要杂一些，各个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如刘伟（经济学家，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曾毅（人口学家）都是邻居，我在这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里还有难忘的风景。我们住房靠南，居然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往外观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劳作和变换的景色。后来，稻田改成了农贸市场；再后来，农贸市场又改成了公园，那时我们已经离开畅春园。偶尔路过 51楼跟前，想象自己还站在三层的阳台上朝外观望，看到的公园虽然漂亮，可是不会有稻田那样富于生命的变化，也没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还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绪有关吧。
后来我又搬到镜春园 81号，那是 1988年冬天。
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镜春园在北大校园的北部，东侧是五四操场，西侧是鸣鹤园和塞克勒博物馆，南边紧靠有名的未名湖。这里原为圆明园的附属园子之一，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和珅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和珅被治罪，园子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据史料记载，昔日镜春园有多组建筑群，中为大式歇山顶殿堂七楹，前廊后厦，东西附属配殿与别院，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飞楼杰阁，朱舍丹书，甚为壮观。（据焦熊《北京西郊宅园记》）后历沧桑之变，皇家庭院多化为断壁残垣，不过也还可以找到某些遗迹。过去常见到有清华建筑系学生来这里寻觅旧物，写生作画。 90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人还从残破旧建筑的屋顶发现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教员宿舍，包括孙揩第、唐辟黄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 50年代之后成为北京大学宿舍区，不过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盖，成一个个大杂院。其中比较完整的院落，一处是 76号，原王瑶教授寓所（曾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馆，现为北大基金会），另一就是我搬进的镜春园 82号。
这个小院座北朝南，院墙虎皮石垒砌，两进，正北和东、西各有一厢房，院内两棵古柏，一丛青竹，再进去，后院还有几间平房，十分幽静。 50年代这里是著名小说家和红学专家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后来让出东厢，住进了古典文学家陈贻焮教授。再后来是“文革”，吴先生被赶出院门，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别给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陈贻焮教授年岁大了，嫌这里冬天阴冷，于 1988年搬到朗润园楼房住，而我则接替陈先生，住进 82号东屋。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厅可以作书房，一条过道联结两个小房间，还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这一年我 42岁，终于熬到有一个“有厕所的家”了。
我对新居很满意，一是院子相对独立，书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欢晚上绕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邻居关系融洽，也很安全，我们的窗门没有任何防盗加固，晚上不锁门也不要紧，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四是这里离 76号王瑶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聆教。缺点是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买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东奔西跑准备，把蜂窝煤买来摞到屋檐下，得全家总动员。搬来不久就装上了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装机费很贵，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确实有点奢侈。我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用篱笆隔离，种过月季、芍药等许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阴，不会侍候，总长不好。惟独有一年我和妻子从圆明园找来菊花种子，第二年秋天就满院出彩，香气袭人，过客都被吸引进来观看。院子里那丛竹子是陈贻焮先生的手栽，我特别费心维护，不时还从厨房里接出水管浇水，春天等候竹笋冒出，是一乐事。陈贻焮先生显然对 82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住了 20多年，《杜甫评传》这本大书，就诞生于此。搬出之后，陈先生常回来看看。还在院墙外边，就开始大声呼叫“老温老温”，推开柴门，进来就坐，聊天喝茶。因为离学生宿舍区近，学生来访也很频繁，无须电话预约，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镜春园一住就是 13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经历了北大的许多变迁，我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接待师友，有艰难、辛苦也有欢乐。这里留下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前不久我陪台湾来的龚鹏程先生去过镜春园， 82号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拆迁办”。从门缝往里看，我住过的东厢檐下煤炉还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经枯萎凋残。据说 82号以东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报纸上还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保留燕园老建筑。但最终还是要拆迁的。我一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是 2001年冬天搬出镜春园，到蓝旗营小区的。小区在清华南边，是北大、清华共有的教师公寓。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会在“三窟”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