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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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韩松落)没什么，上春晚吧，去摧毁那些期待，那些寄望，摧毁那个并不存在的故乡。

崔健要上春晚，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我想，反对的人，可能恰好是喜欢他的人。

以前的时代，崔健没有可能登上春晚。因为，春晚最大的需求，是安全性。 1985年的春晚，为求突破，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直播，结果招致惨败，灯光舞美都不尽如人意，归国影星陈冲一段拜年的话，更是引起舆论大哗。事后，央视甚至公开向观众道歉。

那之后，春晚对安全性的要求与日俱增，尤其是前几年的春晚，努力消除人和事的特性、消除现实落脚点，呈现出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矛盾、没有情感起伏、没有智慧、没有讽喻的完美世界。崔健和这种安全性是不相容的，他得穿他那身衣服，得戴那顶有红五星的白帽子，得真唱，得唱那些至今也在被人挖掘出新含义的歌。这一切都是不安全的。

终于，春晚得变了。毕竟，它还有影响力和商业上的追求，尤其是在受到新媒体冲击的当下，这种追求越来越迫切。它必须要适度不安全，适度增加节目的质感，于是请冯小刚（微博）担任导演，寻找新面孔，让电影明星出现在节目中，甚至，得容许不安全的崔健出现在节目里。

而对于喜欢崔健的人来说，崔健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是他们的安全感。作为爆炸的八十年代留下的象征者，他得是危险的、有力的，永远沉默寡言，永远学不会长袖善舞，永远也不会跟主流合谋，包括，永远也不会上春晚。《中国好声音》邀请他当评委，视他为第一人选，给出优厚的条件，他也照样拒绝。崔健就得是这样的人。尽管，对他有这种要求的人，听着《假行僧》和《花房姑娘》成长起来的这些人，早已经成为主流(而不只是合谋)，成为这个时代的操盘手。但他们依然对崔健怀着强烈的期待，他们要求于崔健的，期望他一直保持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没能完成的。

在一代人的心目中，他是故乡，是没有可能遭遇拆迁的旧日景观。他不会开微博，不会上春晚，对金钱没有太大渴望，一直不安全着，那种固执是一代人乐于看到的固执，那种不安是一代人确认自己位置的不安全，他于是被钉在原地，成为标签，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精神共同体。就连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展示胸肌的同时，也会提及崔健对自己的影响———他也是象征某种男性气概的铠甲和圣衣。

尽管他一直求变，喜欢听年轻人的演出，经常和新乐队聚会，他也在拒绝又拒绝之后，最终接受了以他名字命名一款手机的商业计划。对喜欢他的那些人来说，这些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里，但春晚，似乎是最后一道底线，哪怕他变了，春晚也变了，但他一旦获得安全性认证，他所代表的那个不安的故乡就毁灭了。

也许，崔健要颠覆的、挣脱的，不仅仅是那个陈腐的社会框架，也包括这个陈腐的形象定位，这种期待。所有固化下来的期待，也会成为那些陈腐框架的一部分。没什么，上春晚吧，去摧毁那些期待，那些寄望，摧毁那个并不存在的故乡。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