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诗人黄景仁在一首名为《杂感》的诗里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于是，很多人就找来资料证明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比如赵括的纸上谈兵，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后来，周一良先生出了本书，干脆就叫《毕竟是书生》。有意思的是，诸荣会先生在一本书里直言《无用是书生》，选取了十七位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知识分子进行观察。其实。书生的有用无用，当然不能够一概而论。

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话，相反的例子可以举出明末清初学者傅山。傅山是学者，也是书法家。他跟顾炎武过从甚密，图复明之大业。这复兴大业需要靠的是人才和财力，没了这两样，恐怕是难以有大作为。傅山他们曾以明末农民起义军秘密银库创办“山西票号”，以控制全国金融，资助抗清运动。这一种行动且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实在是以实际行动扭转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成见。

书生何为？在和平时代，固然是以传道授业为主，为的是继承传统，开创未来。这一种行为不啻有用。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才让社会脊梁不会弯折。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所担当的角色，也是不可忽略的，虽然这其中亦会有激进和保守之分。

激进的书生看重的是变革与革命，交往和应酬，似乎都是为了崇高的目的，但仔细回想起来，那一种情感固然可取，却犹如激情，不能持久。倒是保守的书生，在社会当中一点一滴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去，虽然不会轰轰烈烈，一样能创造未来生活的美好。民国时期的书生，因识见的不同，就有了立身处世的差异。鲁迅是一种风格，反之是胡适一派的读书人。只是在后来，我们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阵营。现在回头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书生为人也好，做事也罢，有作为，或无作为，都没有什么要紧。关键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凭着一颗怎样的心，做事的底线是不是有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