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最近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们每年都要从北大选出 50个偏远地区的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两年我发现，选人真难，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孩子越来越少了。”北大各类在校学生人数大约有 3万人左右，从中选出 50人不过就是占比例 0.16%余，也即新东方教育集团不过是试图从 600个学生中找出一个贫困生而已，竟然“选人真难”，也即难以找出，可见北大学生之“富”。

学生之“富”并不是什么坏事，人类从有了学校教育之初，主要面对的便是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人群。中国民办学校师祖孔子收授学生，便是要求有一定数量的“束脩”。尽管如此，至少在中国的数千年中，赤贫人群并不乏可以接受教育的机会。当 19世纪末中国开端现代教育后，穷人只要肯用功努力，不仅享有大量机会，而且比之富人来说更是占尽良机。比如，与今天富人子弟才有条件出国留学不同， 19世界末、 20世界早期，中国富人子弟并不怎么愿意出国，因而出国留学的机会更主要是由穷人子弟获取。清末掌握军权的实力人物铁良、良弼，虽然名为满人贵族，其实恰恰因为早已破落为赤贫，才能够选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铁良、良弼为同学和校友的吴禄贞、蒋百里、蔡锷也是赤贫人士。民国时期北大、清华出身的很多大师级学者，早年都是赤贫学子而争取到了出国留学深造机会。

以为只有有钱人子弟才可以享受充分教育，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中的事实。无论是旧式教育还是新式教育，赤贫家庭的子弟只要努力都可以获得机会，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典型的例子莫如朱德。朱德是开国主要领袖中拥有最多学历的人，他出身于清末时候非常偏僻的四川顺庆府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寨，家中赤贫程度达到了因为无法缴纳佃租，而在大年初一被雇主从住房扫地出门的境地，虽然如此贫困，但由于朱德从小好学，家中还是能够承担他前后长达 13年的私塾教育。 1905年朱德高中最后一年的秀才后，由于朝廷结束了科举制度不能继续考举人，他只能由小学重新读起接受新式教育，从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附设体育学堂毕业，又从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毕业。截止这时，为朱德的学业家中负债仅为 150-300元，当时武汉纺织业熟练女工的月薪为 15-25元，也即为朱德人生早期特别漫长的 18年学业，家庭负债仅仅相当于一个熟练女工一至两年的薪金，完全是赤贫之家可以接受的。

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义务”，所谓义务有两个基本精神，一是无论贫富都执行普遍教育，二是义务首在政府、社会，而不是民众。中国旧式教育虽然也给予穷人以机会，但新式教育的“义务”特征是要求必须给穷人以机会，而责任则主要在政府和社会。其中的精神并不局限于普通教育，因为，人诚然有贫富之分，但人的天智并无贫富之分，就高等教育而言，只有通过普遍的教育，才能够聚集到一个国家更具有天智和更能够努力的学子，因此，高等教育的良性与否可以从是否能够聚集到穷人子弟来衡量。当今天的北大难以找出穷人时，便意味着背离了现代教育的“义务”属性，可能已经不能归入为属于现代教育，甚至可能已经连古代私塾教育都不如。朱德这样偏僻山沟里的赤贫子弟可以做读私塾考举人、升翰林之梦，今日之北大能否给予赤贫者这样的梦想？恐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