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读古书，觉得言语文字曾经真是有强悍的力量，不像现在。比如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鲁仲连只是写了封信给素不相识的守城燕将，就结束了一切。《史记》里记录的鲁仲连书信绵长华丽，究其要点，不外乎《资治通鉴》引出的一句话：“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为公计者，这是言语文字能够对他人起作用的前提；将何为乎？言语文字本身其实又是无为的，它只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行事原则。所以，我每次读到燕将见书后哭泣三日拔刀自杀，就觉得实在伤感，仿佛自己就立在他不远处，毫无办法地看着他被言语文字的大风一点点从前呼后拥的战场吹回至孤独的自身，在那里，他是无比软弱的，同时又是不可摧毁的。

在中国的思想中，一个人并非生来就背负着所谓灵魂不同等级的品性在原地生活，而是能够慢慢地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而言语文字的强悍最终都不是为了影响他人，而是作用于自身。

所以说，读曹操，就是读他写的一篇文章，还有两首诗。

建安十五年，曹操稳住赤壁新败的阵脚，三国格局初定，北方无事，他于春日下求贤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其情怀如求知己，令人兴起。随后又于冬日筑铜雀台，并下令让还三县二万食户，是为《十二月己亥令》。这篇公文自述生平与志向，平实诚挚，剖陈心扉，是少有的好文章，其文字中的谦卑自抑，即便有矫饰，对照其行事，终无大违，远非后世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可及。文中引乐毅、蒙恬事，曰：“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那些过去人物用一生行事印证过的精神准则，留在文字里，作用于后来人的生命轨迹，如此反复延续，便是中国人的文教。中国人的文教不是典章篇牍里关于历史、文学和哲学的知识，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最终成为了历史、文学乃至哲学本身的人。

东汉末年虽是乱世，但司马光说，“自三代之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彼时，外在的社会秩序虽然崩坏，但人心教化的秩序犹在，“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

更有名的自然是《短歌行》。

“爱”这个字，旧写作“愛”，古文中另有几种写法，或从心部，属思想，或从夂部，属践行，均与“忧（憂）”字同源。“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在《短歌行》乃至在中国的大多数经典中，爱欲的问题并未得到过如古希腊人那般的直接呈现，它往往隐伏在对“忧”的持久表达之中。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一种能延续千年的忧，自然不单关乎身体之欲，更关乎灵魂之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在曹操那里，文字尚还无关于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它不过是志之所之罢了。而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字深处，从来渴求的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善与美，只是某个真实的人，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于是，在中国的那些最好的诗篇中，对智慧以及一切恒久有价值之物的爱欲，每每悄然转化成对某个真实的人身的爱欲。而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并不能从诗中知道。任何历史的考证也不能帮助我们更多，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爱欲郑重，郑重到令爱者无时无刻不在省察自己，为了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