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外文化交流史》（何芳川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下卷中提到英国人乔治·安森（ GeorgeAnson）写的一本书《环球航海记》（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这位安森是英国海军军官，其实是一位官方海匪，他环游世界专门在海上劫夺其他船只。 1740年 9月从英国起航， 1742年 11月抵达澳门待了一年多， 1744年 6月返回英国。安森回国后，把他在 1740-1744年间环绕世界的航程中所见所闻写成了这本《环球航海记》，于 1748年 5月在英国出版。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有五个章节记载了安森在中国（澳门、珠江口、广州）一年多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官民和文化的感受，堪称是史上最早的西方“辱华”作品之一。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安森座舰的船尾有一根桅杆丢失，怎么也找不到，于是许以重金悬赏。结果很快就有地方官员告诉他，说有人找到了这根桅杆。安森派人取回桅杆并如约付给酬金。为了答谢这位官员的指引之劳，安森便委托一位给安森服务的中国人带了一笔钱给这位官员。后来那位官员借口参观登船，言谈中问起安森有没有再次丢失桅杆。安森明白这位官员没有收到酬谢金，确认之后答应再付一笔，那官说不必了。第二天，安森得知为自己服务的那位中国人被抢劫，辛勤工作攒下的两千元被洗劫一空，而他私自吞没的钱还不到 50元。

在安森的笔下，中国人性格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逐利、欺诈和自私，甚至说“在诡计、谎言以及一切与获取利益相关的手段方面，多数中国人难以被其他任何人所超越”，当这方面的才智结合起来用于某一特地事件时，常常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例如，中国当地人向安森的船队出售补给品时，中国人为增加分量所采取的一些手段让英国人匪夷所思。他们常常给活的鸡鸭填塞石块和沙砾，给猪肉注水，或者喂活猪吃盐以迫使他们因口渴而大量饮水。由于他们知道欧洲人不吃自然死亡的禽类，便做手脚使安森买上船的禽类很快死亡。当船员们把这些死去的禽类扔下船时，早已等候在船边的中国人便从海里捞起，再次出售获利。

安森在书中对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性格做了这样的解读：“的确，中国人自命比周边民族有更文雅的道德并非没有根据。但他们的道德不在于诚实和仁慈，而仅在于举止有度，以及他们一贯压制所有的激情加上暴力的征服。值得注意的是，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往往并不亚于鲁莽和粗暴所造成的伤害……”

不仅如此，安森还对中国的地方官僚的腐败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官员不是利用法律的权威取遏制犯罪，而是通过盘剥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以中饱私囊，利用中国人天生的懦弱以恐吓为手段而获得罚金。为此，当时的中国官员及其乐于制定各种严格的禁令。

对于这样的“辱华”文字，《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本书的编者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他（安森）既不是作为文化使者、也不是作为商人，实际上是以半海盗的身份闯入中国的。因此，从一个外来闯入者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抵达澳门时曾期待中国人热情地为他引水，结果遭到了冷遇。后来发现中国人实则对他们很反感的时候，安森对中国人的评价也非常容易产生偏见。当安森在买东西被宰后评价中国人的欺诈、自私的同时，他一点没有检讨自己擅自驾舰驶入一个主权国家港口、扣押这个国家的臣民、傲慢地对待这个国家的官员，实则是一种侵犯主权、违反法律的海盗行为……虽然安森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说到鲁莽粗鲁要强于伪善欺诈，但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在为自己不文明行为进行辩解和掩饰而已”。